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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888王中王明朝历史资料

发布日期:2020-01-28 14:26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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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明朝便竭力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方针和政策,如废除丞相、创设内阁大学士、改行省为三司、重用厂卫特务等,从而使君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前期,虽曾爆发“靖难之役”,但政治上强大,并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土木之变”后,国势由盛转衰,宦官长期干政。万历时,出现张居正改革。明末,内外矛盾激化,明朝被农民战争灭亡。

  在前代的基础上,明朝社会经济获得极大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扩大,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工艺精湛,商业繁荣,市场活跃,更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封建文化极为繁盛。思想界产生了王守仁、李贽等著名人物;小说成就辉煌,《水浒》、《三国演义》及《西游记》等作品名闻于史;汤显祖、袁宏道及徐渭等文学艺术家领一时风骚;徐光启、宋应星、李时珍及徐霞客等科学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明朝的开国皇帝,濠州人。朱元璋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17岁那年,家乡流行瘟疫,他的父母及兄长都在这场灾难中死去,青年朱元璋只得出家当和尚,以求温饱。谁知和尚也并不好当,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这次外出可以说对朱元璋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身体,同时也使他初步接触了一些反元的思想。回到家乡后不久,由小时的玩伴汤和介绍,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取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轻易地就打败了郭子兴的儿子,取得了对这只队伍的控制权。 朱元璋并不满足以得的地盘,他要大占宏图就要有稳定的根据地,这样南京(集庆)就走入了他的视线年,朱元璋攻占集庆,并改名应天府,自称吴国公。同时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良、缓称王”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的更大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他在南京外围大败陈友亮,鄱阳湖血战彻底击溃比自己强大的陈友亮军团,消灭浙江的张士诚,沈杀韩林儿,派徐达、常遇春北伐。逐个消灭了各个势力,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同年将元顺帝赶出北京。建国后,他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废除丞相,实行六部制,改御史台为督察院,实行卫所制,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设立锦衣卫,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大大的加强。

  朱元璋的屡兴大狱在历史上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洪武时期的功臣除了耿并文等少数几个外,其余全部被杀。胡惟庸一案,牵连被杀者达三万人,朱元璋晚年的蓝玉案又牵连了一万五千人。以至于到了靖难之役南京朝廷竟无将可派,可以说朱元璋的分封外藩和大杀功臣直接导致了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失败。 1398年5月,明太祖朱元璋病死于南京,在位31年,终年71岁。

  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在此期间,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又许多地方都与自己非常相似,但向群臣咨询的时候,大臣刘三吾提出,如立皇四子,那么将皇二、三子立于何地?当时朱元璋已经分封了诸王,而且皇二、三、四子分别被封为了秦、晋、燕王,三人的封地都是边境重镇,而且手握重兵,一但由于争储而出现内讧,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朱元璋只得将朱标的次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朱标长子早逝)。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正式即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从年号上不难看出,一个建文,一个洪武,二位皇帝的性格截然不同,而且朱元璋不愿立皇太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允炆像他的父亲一样,过于柔弱,过于仁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严重,恐怕日后会吃大亏。

  建文帝即位之后,一改洪武时期的紧张气氛,使中国大地吹过了一阵清风,他重用黄子澄、齐泰、方孝儒等文人,对先朝的政治实行改革,为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在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削番,当时的番王多是朱允炆的叔叔,而且手中都有兵权,他们在自己的番地为非作歹,有的甚至摩拳擦掌准备造反。燕王朱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当时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亡故,朱棣成为了皇子中的最长者,而且随着朱棣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他已经成为了皇权最大的威胁。

  可以说建文帝的削番就是针对燕王一人的。但建文帝的软弱害了他,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他并没有先削燕王,而是从其他亲王下手,这样即引起了亲王们的岌岌自危,还打草惊蛇,使得燕王加紧做出准备。在建文帝决定对朱棣下手的时候,为时以晚,燕王朱棣迅速扯起了靖难的大旗。 在最初的战斗中朝廷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但由于李景隆的指挥不当,明军屡遭败绩。但由于兵力所限,燕军占领的城市都是很快的放弃,因此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在此期间明军中涌现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将领,他们的顽强抵抗给朱棣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朱允炆的软弱再一次显示出来,他的一道圣旨,“我要活的叔父”使得朱棣逃过了多次劫难,建文帝的妇人之仁最终将朝廷推向了深渊。 经过四年的拉锯战之后,燕王正确分析了形势,只要建文帝在一天,地方军对就会抵抗一天,而且自己就是叛王,但如果一旦攻占了南京,赶走了建文帝,那么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国之君,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反对,因为大家都是观望的态度。

  于是燕军绕过大城市、一路南下,当时的建文朝廷已经乱作了一团,很多地方将领按兵不动,很快燕军就攻到了南京城下,城内的亲王与某些将领又擅自开门投降,南京终于被占领,建文帝不知所终,而且正如朱棣所料,地方上几乎没有人反对。朱棣的靖难之役宣告成功,自己也登上了皇位,年号永乐。 而在朝廷内却是另一番情景,投降的文臣只有廿四人,其他或逃跑,或自杀却有千人。永乐朝廷几乎无人可用,可见建文帝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建文帝的帝王之旅,四年即告结束,作为皇帝他太过仁慈,有时甚至优柔寡断,如果让他作臣子,相信他可以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但做皇帝不一样,皇帝注定与鲜血分不开,他要排除异己;他要树立皇威,如果不能做到这些,皇帝也终将被历史淘汰,建文帝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

  明成祖朱棣是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位帝王,他立有不世之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他好大喜功,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鲜血。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只有众人自己把握了。

  朱棣十一岁就被父亲朱元璋封为燕王,并于二十一岁就藩北京,当时元朝的势力虽然已经被赶到了大草原上,但还具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部边境。因此北京并不安宁,他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而存在的。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在北京,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代替功臣宿将掌握兵权,从而使明朝的政权更加稳固。可谁知就是这个四皇子,竟利用手中的兵权最终夺取了皇帝的位子,这是当初朱元璋无法预料到了。

  朱棣在北京期间,在众多忠臣猛将的指导下,迅速成长为了一位合格的军事指挥家,并在对元朝的作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自己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加强,在洪武末年已经成为北方最强的一镇诸侯。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

  建文帝即位之初除了进行一系列的必要的改革之外,便在齐泰等人的提议下开始削番。在先后削夺了五位番王后,建文帝的矛头直指燕王朱棣。朱棣也立即采取行动,杀死了朝廷派到北京的驻守大臣,发动靖难。

  由于洪武时期的功臣已经被朱元璋杀戮殆尽,因此朝廷只得派一些年轻将领挂帅。但由于朝廷的兵力强大,双方还是处在一个拉锯战的形势下。而此时建文帝的软弱就暴露了出来,由于它的一些列决策错误,加之朱棣直捣南京策略的成功,建文四年,朱棣占领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在群臣的“劝说”下,朱棣在南京即位,年号永乐。

  永乐初年,为清除建文余党,朱棣采取了血腥的政策,“瓜蔓抄、杀十族”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有的文人犯了罪,不光他的亲戚九族,而且他的朋友也要被株连处死,这就叫杀十族。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太监的势力在永乐朝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太监都参与到了政治中来,并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也是明朝宦官专政的祸根。

  永乐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二,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因为当时有人传说建文帝从海上逃跑了,朱棣担心建文帝会卷土重来,就派自己的心腹太监郑和下西洋去寻找。另一个原因就是朱棣为人好大喜功,当时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中心,四海都应该来朝贺,因此他派郑和下西洋去接各国的国王来朝贺,以衬托盛世。

  朱棣的另一个壮举就是建造紫禁城,当时北方还不安定,随时都有战争的可能,南京距离较远,指挥不便,因此朱棣下旨建造紫荆城,准备迁都。1416年开始修建阿北京宫殿,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

  朱棣在文治上也颇有建树,《永乐大典》的编纂就足以证明。《永乐大典》是解缙等人组织编修的,被誉为古代类书之冠。与清代的《四库全书》相比,《永乐大典》更具价值,因为他对古代的书集只是做了收集、整理、分类,并没有大的改动。而《四库全书》却有很多内容被编者修改了,使古籍的原貌遭到了破坏。因此《永乐大典》无愧于古代类书之冠的称号。

  永乐十年以后,朱棣开始了北争,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北争的频率越来越快。朱棣一生共发动了五次北争,除前两次有所斩获外,其余多为劳民伤财,使得刚刚恢复的经济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424年7月,朱棣在第五次北争时,病逝于榆木川,在位22年,终年65岁,葬于北京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

  明仁宗朱高炽,成祖朱棣的长子,生于洪武十一年,生母徐皇后。早在洪武时期,朱高炽就被立为燕王世子,而且由于它的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的喜爱。美中不足的是朱高炽身体肥胖,行动不便,总要两个内侍搀扶才能行动,而且也总是跌跌撞撞,因此对于一生嗜武的成祖来讲,他并不喜欢这个儿子。

  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高炽曾与母亲徐氏成功地阻挡了李景隆的50万大军,保住了北京城。这一战役对整个靖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中最耀眼的一笔。此后由于他身体肥胖,不便随军作战,因此成祖将他留在后方,这样皇二子朱高煦就走上了前台。

  朱高煦与成祖颇有几分相像,而且作战勇猛,在武将中威信很高,在战斗中他曾多次救成祖与危难之际,成祖也曾许愿说,“你大哥多病,将来皇位必将是你的。”听了这话,朱高煦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整个靖难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

  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犹豫,朱高炽由于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亲自为朱棣选择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封建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性格颇似成祖,武勇英俊,在靖难中立下大功,而且成祖也曾亲自许愿将皇位传给他,就成祖本人来讲,他是希望立朱高煦的,他觉得朱高炽过于仁弱,将来会遭人胁迫。

  但是最终成祖还是立了朱高炽为太子,因为文臣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在和平时期,掌握了文臣就相当于掌握了国家,武将的本嘴拙舌怎么也抵不上文臣的笔和嘴,而且朱高炽作为世子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因此废之无名,很重要的一点是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深得朱棣的喜爱,著名的文臣解缙曾经以“好圣孙”来说服成祖,成祖终于下定了决心。这与清代雍正皇帝的即位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高煦并没有就这样屈服,他迟迟不肯就藩,留在京城伺机行动,他先是进谗言使得立储的第一功臣解缙遭到贬黜,几年之后惨遭杀害,然后私养了许多武士图谋不轨,好在杨士奇、徐皇后说服了朱棣削夺了朱高煦的部分护卫,强令他就藩乐安。高煦与高炽之争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谁知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皇三子朱高燧在成祖得病期间曾密谋杀死成祖,然后矫召即位,幸得有人告密,一场灾难才没有降临,事后,由于朱高炽为朱高燧求情,成祖总算没有再追究。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八,六十五岁的永乐皇帝在北征反京的途中病逝,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为了避免朱高煦、朱高燧趁机作乱,因此秘不发丧,将军中的漆器融成一口大棺材,将成祖的遗体装入棺材中。

  每日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在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同时,派杨荣与太监海寿进京密报,朱高炽得知后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大臣们的精心安排,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政权得以平稳过渡。

  朱高炽即位后,改元洪熙,开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他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他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爱民如子,他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在思想上,他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如建文朝忠臣方孝儒的冤案,永乐朝解缙的冤案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平反。仁宗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

  洪熙皇帝对科举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洪熙皇帝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北四”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洪熙元年五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由于心脏病突发猝死,终年四十七岁。有人曾提出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因此对于他的贡献提出了质疑,但是殊不知成祖在位期间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争,朝中的政务一直是交给朱高炽来掌管,因此他又充分的时间来推行自己政策,为自己即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加上这段时间,朱高炽对明朝做出的贡献就毋庸置疑了。明仁宗朱高炽不愧为一代仁主的称号。

  宣宗朱瞻基,洪熙皇帝朱高炽的长子,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经作了一个梦,他梦见太祖皇帝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着权力,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正说明要将江山送给他。

  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忽然有人报告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马上意识到难道梦中的情景正映证在孙子的身上?他马上跑去看孙子,只见小瞻基长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脸上一团英气,朱棣看后非常高兴,这件事对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也有很大的作用。 朱棣靖难之役胜利以后,就亲自挑选当时的著名文臣担任朱瞻基的老师,并多次指示,皇孙是个可造之才,你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同时朱棣也不忘亲自教导,永乐中期以后的远征漠北,朱棣总是将朱瞻基代在身边,让他了如何解带兵打仗,锻炼他的勇气,这对后来朱瞻基的亲征有非常大的帮助。

  每次远征归来经过农家,朱棣都要带朱瞻基到农家看看,让皇孙了解农家的艰辛,让他以后作一位爱民的好皇帝,朱棣对朱瞻基的精心教导对朱瞻以后成为著名的守成之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很大程度上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是沾了儿子的光,因此父子俩就成为了朱高煦等人的眼中钉,青年的朱瞻基也被卷入了这场争斗,但是凭着祖父对他的喜爱,凭着他的勇气与睿智,他总是能够帮助父亲化险为夷,最终使朱高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谁知父亲的皇位还没有座热,十个月之后就暴病去世了。当时朱瞻基正在南京,他的皇叔朱高煦准备在半路截杀太子,然后自立为帝。但是朱瞻基早就预料到前途的险恶,因此当得知父亲病重后,马上日夜兼程赶到了北京,当时朱高煦还没有派人设伏,他没有料到朱瞻基会来的如此之早。 回到北京之后,他一方面妥善处理了父皇的后事,一方面加紧北京城的戒备,防止有人伺机作乱,然后从容登基,改明年为宣德元年,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

  登基之后,摆在宣宗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祖皇帝留下的外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宣宗即位之后,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他的皇叔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就战功赫赫,很会带兵,永乐朝分封乐安之后,就从没有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野心,终于机会来了,仁宗病逝,宣宗即位,国家动荡,皇帝年轻,正是造反得好时机,于是经过精心的准备后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 早已准备就绪的宣宗皇帝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架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叛军,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见大势已去,朱高煦只得弃城投降,这次战役以明军的大获全胜,生擒敌酋而告终。宣宗也网开一面,没有杀皇叔朱高煦,而是将他软禁在了逍遥城。

  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宣宗马上传召给另外一个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当时的亲王都有自己的军队,称作卫),朱高燧并没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卫兵马,就这样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朝终于得到了解决。 安南问题也是宣德朝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永乐时期,由于安南内部的争斗,使得安南原来的统治者绝嗣,安南一片混乱,成祖派大将张辅率兵平叛,并在安南正式建衙,并派人管理,但是由于一些贪官污吏的压榨,加之历史渊源,安南几乎没有断过兵燹,这使得明初的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到了宣宗即位,安南问题日趋严重,朝廷军队不断在安南遭遇败绩,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毅然决定议和,放弃对安南占领。这在当时曾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现在看来,宣宗皇帝的决策是正确的,起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远征安南不仅空耗国库,而且使得中国许多的家庭遭受丧子,丧夫的痛苦,既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因此放弃安南是明智之举。 宣宗朝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作为太平天子的朱瞻基从小就喜欢斗蟋蟀,即位之后他曾经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宣宗,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朱瞻基也被百姓们称为“蟋蟀天子”,前些年还专门有这么一个动画片是专门叙述这段历史的。 宣宗朝的废后风波也是他的一个污点,这将在英宗的文章中详细介绍,总之,瑕不掩玉,宣德皇帝可算是一位称职的皇帝,他对明王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被史家称为太平天子、历史上著名的守成之君,这些称号对于宣宗来讲都并不夸张,只是宣德皇帝享寿不长,在位十年就染上不明之症,撒手人寰,终年三十八岁。他的英年早逝怎能不令人慨叹。

  明英宗朱祁镇,宣宗皇帝的长子,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的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好皇后,宣宗还有一位贵妃,姓孙,这位孙贵妃深的宣宗皇帝的喜爱,唯一遗憾是没有得到皇后的宝座,于是孙贵妃绞尽脑汁总想挤掉胡皇后而自立。

  机会终于来了,宣宗皇帝的子嗣一直不旺,胡皇后没能为宣宗生下一个皇子,孙贵妃虽然也没能生子,但他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栋的计策,他派人在宫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了身孕,于是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

  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始于太祖朱元璋,终于思宗朱由检,共16帝。

  明朝是元朝灭亡后,汉族人在华夏大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他的建立改善了汉人的地位,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再一次回到平民的位置上来,为今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公元166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明朝至此宣告灭亡。

  明朝的疆域不及元朝,但极盛时,北控蒙古、西有西域、东北征服女真、西南管辖西藏、南方建立了交郡,其间又有郑和远航扬威于海外,号称 “四海咸宾”,实远逾于唐,而不逊于清。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和土司、土官制度,促进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和发展。

  由于明朝在统治上相对比较稳定,故而明朝社会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到明朝中期,不论是在生产工具上,还是在产量上,农业的发展都已远远超过前代,而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明朝的青花瓷器、宣德炉等手工业产品已成为今天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另外,明朝的科学文化发展更是迅速,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三本就是出于明朝,而作为科学著作出现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天工开物》以及《徐霞客游记》等著作成为今日我们研究和借鉴古代技术的珍贵的文献资料。在永乐年间,我国著名的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曾率远洋船队六次出使,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加强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进入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一度受到破坏外,这一高峰基本上持续到了清朝。如上文所述,由于农民多种经营现象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明代黑漆嵌螺钿山水人物图盘明代白玉螭龙杯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奢侈品在商品总量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据了市场流通总额的大部分,尤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类物品为商品中的大宗。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明朝中期,有关禁海、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私人海外贸易与倭寇合流,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为前所未有。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业资本日益膨胀的趋势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县),其地属山区,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经营工商业谋生。当地物产丰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类特产都驰名全国,为商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苏、浙邻近徽州,交通便利,成为其绝好的商业市场。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实力勃兴,明代钱币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部分徽商还把经营方向发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领许栋、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久之经商成为徽州普遍的风气,“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速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见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彦孝妻金氏墓碣》)。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贩盐为主,亦兼营粮、棉、丝、茶等多种贸易,很多人通过与官府的合作演变为豪富特权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陕西商人,他们在明朝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势力经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还有很多较小规模的商人集团,其经商活动大都带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点。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镇市、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明代都市绸缎店人口逐渐聚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地商业资本,逐渐发展为专业性市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性质。这类市镇以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如以棉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都是人烟繁庶,名闻全国。到明朝末年,四所规模巨大的专业性市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它们与作为州县治所的传统城市不同,行政级别低下,机构设置简单,完全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工商业中心。即使是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广州之类,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其本身的经济职能也在明显强化。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构成了一个个较大的地区贸易网络。2 明朝: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繁荣相联系,明朝中叶以下的社会风气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在明朝后期一些人看来,嘉靖前后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成书于神宗万历时期的《歙志风土论》在这方面的论述颇具代表性。其中赞誉明孝宗弘治年间“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为“一时之三代”。至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捷,498888王中王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至嘉靖末、穆宗隆庆初“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到万历时“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册《凤宁徽备录》)。这一类对明朝后期百年之间社会风气变化的叙述,在其他一些地区的方志里也颇不乏见。归纳而言,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人口“弃本逐末”,工商业竞争激烈,金钱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费之风盛行,逾越礼制现象日趋普遍,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等方面。这些变化趋势清朝前期在政府干预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会风气毕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阶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有放松,这些趋向即有继续发展的态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明人绘《货郎图》另一方面,明朝商品经济的繁荣仍然带有严重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结构虽以自给自足为主,但本身也能够容纳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农户作为剩余产品向市场提供的商品,在其总产品中所占份额很小。但由于农民人数众多,其剩余产品总量大大超出独立手工业者的产品总量,因此农民实际上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他们以织助耕,以副养农,可以使自己的收入基本保持稳定,甚至有缓慢的提高,但始终难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样就严重限制了社会财富积累和商品生产的扩大。

  虽然出现了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集团,但他们往往同时又带有地主、高利贷者的身份,其相当一部分资本转向购买土地、放高利贷或交结官府谋求特权保护,并未真正投入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在政治领域,国家对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明显的约束和限制,在总体方针上重农抑商,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责以义务性的“派买”,严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通行证),营业须有市籍,为官府盘剥商人提供了种种方便。而以闭关锁国为主的对外政策,又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在此类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明朝商品经济虽比前代有了更大进步,但并未能对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形成根本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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